当年一粒棉种 如今花开天下

——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一

□记者 姜蕴真

　　棉花是农业经济作物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掌握了棉花，就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国，棉花作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宗农作物和纺织品生产的主要原料，是国家基本战略性物资，其充足和稳定供应事关国家经济安全。然而，不可否认，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棉花进口国，主要棉花出口国通过大量补贴向国际市场销售棉花，给我国棉花产业带来严峻挑战。

　　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棉花产业何去何从？如何突破技术壁垒，掌控话语权？

梳理中国近代棉花科技史，实现粮棉双增产、拓展新疆棉区、击溃国外抗虫棉垄断、推进植棉机械化……化解不同历史时期棉花生产之困，无不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（以下简称中棉所）息息相关。

　　从成立57年的历史来看，中棉所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以培育棉花新品种为主线，在技术峭壁上不懈攀登，培育的棉花品种遍布中国1/4棉区，鼎盛时期独揽中国棉花“半壁江山”；科研成果先后获得4项国家一等奖，占据棉花界获奖总数的57%；成功研制国产转基因抗虫棉，击溃国际种业巨头，捍卫中国棉业领地；破解棉花基因组信息，为我国在世界棉花基因组学研究方面赢得先机……

　　对于许多中棉人来说，在白璧镇大寒村的岁月都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棉花紧缺。1957年，农业部批准成立中棉所，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带队考察选址，最终选中当时黄淮海流域棉花主产区——白璧镇。它位于冀鲁豫集中产棉区的中心地带，生态条件代表性强，棉种适应性广，还拥有4000余亩的试验用地。

　　不久，安阳就迎来了一批从北京来的专家。带队的是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。“ 当时，中央提出科研要结合生产。研究棉花待在北京怎么能行？必须到农村去，到产区去，到棉花生产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第一代中棉人蒋国柱、邢以华夫妇怀着满腔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。

　　蒋国柱，面庞清瘦，满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，一丝不苟。回忆曾经的岁月，他微笑着说：“刚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住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小院子里，两个大仓库一样的房子，男的住一块儿，女的住一块儿，都睡大通铺。后来，盖起了简易的平房，为节约经费，砌的都是空心墙，住的房子才30平方米。即使这样小的房子，还要住两户人家。”

　　第二年，遭遇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限量，副食品奇缺，我们就自己种瓜、种菜，用瓜菜代替粮食，一碗菜一碗菜吃。我们还把冬瓜切成大片大片的，红烧了当肉吃。”蒋国柱挺了挺已经佝偻的背脊，笑出了声。

　　“真没想到条件会那么艰苦！我们自己种菜，自己养鸡，自己打井，自己打煤球……”邢以华感慨万千。

　　当年，这位北京姑娘二话不说，舍弃繁华都市，来到穷乡僻壤。

　　“生活上的困难都能克服，可孩子小，自己科研工作忙，没法带，只好送给婆婆带。有一次，我去看孩子，孩子都不认识我了，直往床下躲。后来，稍微熟悉点儿了，张口叫了我一声‘阿姨’，叫得我眼泪哗哗地往下掉……”说到孩子，邢以华心酸不已，眼泛泪光。

　　事实上，当时的中棉所就在农村的棉花地里，交通十分不便。所部距市区18公里，只有一条土路，遇到雨雪天气，泥泞不堪，出不去，也进不来。仅有的一条公交线路只通到中途的崇义，在崇义下车后，还得走7公里高低不平的石子路才能到所部。虽然可以坐三轮车，但是价钱比较贵，许多人不舍得坐，通常骑自行车或步行两三个小时外出。没什么事情，大家索性不出门。

　　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并非一无是处。当时，科研条件十分落后，科研工具简单而原始，一把尺子、一支笔、一个本就是专家们的全部家当，搞研究全凭观察和经验。而中棉所出门就是棉田，这为专家们深入了解棉花习性，筛选、研制优秀品种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后来名声大噪的棉花癌症杀手“中棉所12”，棉铃虫克星“中棉所29”、“中棉所41”等系列品种无不与之密切相关。

　　如今的中棉所旧址基本保持着原貌，剥落的墙皮、锈蚀的铁锁、残破的窗户……大部分房屋已经废弃不用，只有院内的苍松翠柏依然青翠，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　　谁承想，当年播下的一粒棉种，如今竟花开天下。